问题疫苗事件，引爆全国，成为最被关注的热点。这一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恐慌，可以想象，有孩子的，难免会对这一事件产生恐慌。各种“谣言”不可避免被传播。关键不是传播“谣言”，关键是，“谣言”传播中，传递的是恐慌。集体暗示：公众谣言的心理分析
武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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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应该正确储存和管理，否则将失去效力或降低效力。但必须注意的是，不正确储存或过期的疫苗几乎不会引起毒性反应，因此本事件中，疫苗安全风险非常低。儿童面临的风险在于缺乏对疾病的预防能力。
——世界卫生组织
问题疫苗事件，引爆全国，成为最被关注的热点。
这一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恐慌，可以想象，有孩子的，难免会对这一事件产生恐慌。世界卫生组织则及时澄清说，这批不正确存储或过期的疫苗几乎不会引起毒性反应，所以安全风险很低。这个澄清很给力，而且也必须它出面澄清，有关部门的澄清，已不让人信服。
这一事件中，各种“谣言”不可避免被传播。关键不是传播“谣言”，关键是，“谣言”传播中，传递的是恐慌。这份恐慌的产生，很真实。因为，问题疫苗的制造者，早就因制造问题疫苗而被判刑，但她们竟然在此期间，仍可以制造出数以亿计的问题疫苗来。不解决这一问题，公众不可避免的，会宁愿相信“谣言”，而不是相信有关部门。除非有关部门能证明，他们会切实有力地监管好疫苗。就此，发一篇多年前的文章，关于公众谣言的。
集体暗示：公众谣言的心理分析
2003年2月25日，我回了母校北京大学一趟。在春圆吃完午饭后，我乘坐的士去北京西客站赶火车。路上，收到一个北大同学的短信：
“北大遭受恐怖袭击，一个食堂刚有炸弹爆炸，伤亡情况不明。”“不是春圆吧?”我回短信问道，“我可是刚刚在那里吃了午饭，这太可怕了!”“好像就是春圆。”他回短信说。
接下来，我给几位朋友发短信说：“真险。我在北大吃的午饭，刚出来10分钟这个食堂就有炸弹爆炸。”
一天后，回到广州，不少朋友发短信、打电话问候我，庆幸我死里逃生。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北大的同学发短信告诉我，发生爆炸的是农圆。
这是一次典型谣言的产生，幸亏北京大学很快通报了爆炸的细节：爆炸发生在农圆，三人受伤，一人是餐厅保洁人员，一人是餐厅管理人员，一人是海淀走读大学的学生。
否则，谣言只怕最后会演变成“北京大学遭受了惨烈的恐怖袭击”，而我也会不幸成为这次公众谣言事件的一个推动者。
公众谣言成了2005年底的新闻热点。
先是南方风传“200亿炒楼资金奔袭珠三角”，各种吓人的标题醒目地出现在珠三角的各大媒体上。
接着，地震谣言在24小时内传遍冰城哈尔滨，无数市民涌进超市抢购桶装水和食品等必需品。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吹动哈尔滨地震谣言的风头是松花江的苯污染，这是一股强劲的风，吹起如此大的浪并不太令人惊讶。然而，吹动“200亿炒楼资金”谣言的风头却很小，只是美亚置业的深圳海外部经理在《第一财经日报》上的一个说法，却迅速在珠三角乃至全国传播，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我们必须认识到谣言的情绪性，”著名心理学家、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谣言与其说传播的是信息，不如说传播的是情绪。或许信息是不正确的，但情绪却是真实的。有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公众谣言的很多东西。”
公众谣言的三种类型
根据谣言所流传的情绪，可以将谣言分为三种：愿望谣言、恐慌谣言和攻击谣言。
愿望谣言反映着人们某种要求、期望、梦想或欲求。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常会有这样的谣言“圣诞节前结束战争”、“两个月内德国就会发生政变”、“日本的储油量只能用六个月了”、“希特勒死了”等等，这些谣言都是典型的愿望谣言，它可能是战争一方故意制造的谣言，用来鼓舞己方的士气并打击敌人，但也可能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谣言。
攻击谣言通常是一方故意制造的谣言，目的是打击对方，这在政治斗争中比较常见。譬如，以色列前一段时间频频爆出“美国要打击伊朗”的攻击谣言，其目的是引导舆论并给伊朗制造压力。
恐慌谣言反映着人们内心的恐怖情绪。因容易造成某一方的损失，它与攻击谣言有类似的地方。但是，恐慌谣言的来源很难查清，有很多恐慌谣言似乎并非是一些人有意操纵的，而是大众恐慌心理的普遍反应。
哈尔滨的地震谣言、珠三角的“200亿炒楼资金”谣言，都是非常典型的恐慌谣言，它们的迅速流传，与公众的恐慌心理密切相关。本文接下来讨论的，都是恐慌谣言。
(一)恐慌：公众性谣言的基础
强烈的恐慌情绪是公众谣言的基础。谣言最初传播的时候，传播者所传播的首先不是信息“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情绪“有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或发生了)”。
不过，恐慌谣言之所以得以传播，还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公众是否有同样的恐慌心理基础。如果有，公众的恐慌心理就很容易被唤起，谣言从而传播开;如果没有，谣言就很难传播。
譬如，“珠三角杀入200亿炒楼资金”的谣言，尽管其风头很小，只是一个商人在一家媒体上的一家之言。但是，这个风头却立即击中了珠三角公众的心理基础：他们担心楼价暴涨。公众的这种心理恐慌是这个小小的风头引起巨浪的基础。其他媒体之所以纷纷跟进报道，正是因为各家媒体的记者知道这是大众的关注点。
至于哈尔滨地震谣言，地震本身就是一个恐慌性信息。
除了这两起瞩目的公众谣言外，近期还发生了一起典型的网络谣言：深圳某科技公司员工的妻子，为让丈夫早日买车，而泡制了《11月15日早上，深圳K113全车给洗劫一空》的谣言，这一谣言被其丈夫发表在网络论坛上后迅速传播全国。不过，这种谣言之所以得以迅速传播，也有其心理基础，那就是网民对深圳治安的印象。
(二)信息的掺和：谣言的形成
恐慌是这些公众谣言的心理基础，当我们心中积攒了太多的恐慌时，我们就会急着为这种情绪找一个解释。
这是所有情绪的特点。特别高兴的时候，我们习惯上要找一个高兴的理由和别人交流;特别郁闷的时候，我们习惯上要找一个郁闷的理由讲给别人听顺便宣泄情绪;特别恐慌的时候，我们仍要找一个恐慌的理由。在这个过程中，当相关信息严重匮乏的时候，谣言就会产生。
譬如，在哈尔滨的地震谣言中，可以想象最初的源头。一些内幕人士早就获知将停水数天的消息，他必然要去告诉他的一些亲朋好友，但是，他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说出特别具体的理由，他只能对他的亲朋好友说“相信我，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理由，所以要停水几天。但具体的消息，我不能告诉你们。”接下来，他的每一个亲朋好友都会去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而他们也势必会去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
但是，除了最初的信息源之外，其他传播者根本没有合适信息去解释，他们为何这么恐慌，他们只好去猜测，抓到任何可能的信息去猜测。正好，早在7月25日，同在黑龙江省的林甸市发生过5.1级地震，此后黑龙江省一直在加强对地震知识的宣传以及各地区的地震网的建设。这样一来，地震成了解释这种巨大恐慌的最合适理由。于是，地震谣言由此产生，并像疾风烈火一样迅速传播，在短短的24小时之内让整个哈尔滨的市民都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
也有少数的分析认为，地震谣言的传播是一件独立的事情，很可能与松花江的苯污染没有关系。不过，这种分析无法解释为什么地震谣言能在24小时之内让整个哈尔滨陷入歇斯底里状态。更合适的分析是，地震谣言是松花江苯污染乃至接下来的停水事件的变体，此前，市民们早就遭受了大量的小道恐慌消息的袭击，有了这个情绪的铺垫，地震谣言24小时之内攻陷哈尔滨市就不难理解了。
“合理化”努力导致谣言
对于广州市民来说，哈尔滨市这次地震谣言的演变情形并不难理解。“非典”期间，广州市的各种小道消息也是在某一日达到高峰的。此前，先是医院等地方的内幕人士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接着他们又去告诉更多的人。但是，因为这些内幕人士一开始也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这个传播很快演变成了各种各样的谣言。人们拼命地发短信、打电话通知更多的人。最终，到了某一天，因为人们发短信、打电话太频繁太多，整个城市的电信网络陷入了“大塞车”。
早在1985年，前苏联学者谢可芬就在其《谣言》一书中称，谣言是社会情绪的重要表现形式。
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当我们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时，我们必然想与人交流。但是，我们不能只说“我担心极了”、“我高兴极了”、“我非常非常害怕”，我们还必须得说出为什么担心、为什么高兴和为什么害怕。如果我们不说，对方也会询问。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给自己的情绪一个解释。但是，当自己要么缺乏相关的信息要么必须隐瞒相关的信息时，这个解释过程就会有误导或误解产生。谣言也由此而生。
多数人难以忍受模糊信息。当模糊信息出现时，多数人会强行进行解释，不做这种“合理化”的努力，他们就会焦灼不安。并且，当情绪紧张时，人们对模糊信息会变得更加不能容忍。所以，可以说谣言是人们为解除紧张和不安所做的努力。
从这一点来说，谣言夹杂着的信息其实只是谣言所隐藏着的恐慌情绪的表面现象，它远不如情绪本身更真切。如果想消除谣言，就必须努力去消除谣言背后的恐慌情绪。
否则，如果只对谣言做工作，那么，这个谣言消除了，另一个谣言就会随即产生。
(三)集体性暗示：谣言传播的机制
公众谣言是在庞大人群中传播的，而群体心理的互动机制导致谣言很容易愈燃愈烈。当缺乏强大的指引时，群体的互动只可能会越来越远离真相，而不是相反。
群体心理学的鼻祖、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认为，暗示是群体互动的心理机制，“暗示可以使一切产生”。
当谣言最初传播的时候，作为谣言的传播者，一个人一开始会有两方面的认识：
对自己，他知道“我无知”;对别人，他宣示“我肯定”。
这是一种自动心理。就像在导语中，我提到，当我对广州的朋友传播北京大学的爆炸事件时，我自动将同学传播给我的信息“好像是春圆”篡改成了“就是春圆”。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于是我们装作很自信的样子去暗示别人，希望他相信自己。在这种时候，我们并不是信息的传播者，我们是自大的、希望得到别人认可的人。
但短信刚发出去，一面对自己，我又有点忐忑不安了，“我怎么说得这么肯定呢?好像一定是真的似的。”
然而，在群体心理的作用之下，这种忐忑不安会迅速消失的。群体的互动就仿佛是一个暗示竞争。我们以“我肯定”暗示别人相信自己，别人也会以“我肯定”来暗示我们相信他。当我们的暗示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别人的认可，而别人的暗示又得到了我们的认可后，我们面对自己时的戒备会迅速消除。当这个过程迅速重复了好多遍，又没有强有力的信息否认我们，我们的反省和自我戒备最终会消失为零，自己最终将谣言当作了事实。
到了这个时候，勒庞认为，群体的每一个人就模糊了“亲历事实”和“暗示事实”的界限。当他们在描述“暗示事实”时，就仿佛这件事情是真的发生过一样。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得到别人认可。这一点，在深圳“公交车抢劫谣言”中表现得最典型，这个谣言的始作俑者———那位高科技公司的员工妻子，在向丈夫表述“暗示事实”时，就像描述“亲历事实”一样，将细节描述得栩栩如生，以至于丈夫没有发生一点怀疑。
否定谣言，像是否定自己
如果暗示互动发生在庞大的群体，这就会变成一种集体催眠术。在这种互动中，集体成员的伪自信不断膨胀，最后就表现为整个群体对某个最具备解释力的信息陷入歇斯底里般的深信不疑。并且，集体成员对这个信息先入为主后，对新来的权威信息就有了很大的排斥性。
11月24日，黑龙江省地震局局长郑继烈在东北网和网友对话。郑继烈的讲话非常坦诚，对话到最后，他宣誓“再说一句，肯定没有地震。如果今晚晃一晃，您受惊了，明天我请您喝酒，给你压惊!”
面对这样的讲话，东北网的110条网友留言中，没有几条是肯定郑继烈的讲话的，几乎所有留言都是对他的攻击。按说，到了这一天，各大媒体已经有了很多分析，认为地震谣言是停水事件的变体，地震谣言应该停一停了，但广大网友的反应显然不是这样。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地震谣言是集体性暗示的结果，作为其中的一个传播者，否认这个谣言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否认，我们轻易是不会做的。
然而，随着事情的明朗化，随着权威信息的公布和事实的佐证，谣言会慢慢地消退，而谣言的传播者慢慢会忘记自己曾是地震谣言的坚定传播者。
不过，还是那句话，谣言中的信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到了11月24日甚至现在，尽管谣言还在流传，但广大民众已不再会为此去做一些歇斯底里的事情，民众的恐慌心理已经消除大半，这是最重要的。
譬如，在对郑继烈讲话的网友评论中，一个网友煞有介事地说：“大庆的学校从现在开始已经放假了,为了减震。”随即，另一个网友就立即反驳说：“我就是大庆的学生，要是放假我真谢谢你，我好玩去。你以为你那么幸运啊，还能摊上地震?”
如果在地震谣言最盛的时候，后面这个网友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你是哪来的，你是不是奸细”。但现在，没有一个人质疑他，但也没有一个人为他叫好，感谢他的澄清。因为，要否定作为谣言传播者的自己，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行。
全面信息最能辟谣
张侃认为，缺乏充分信息是导致民众陷入谣言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信息与谣言这对关系有如下的特点：
1.公众掌握信息越少，谣言越烈;公众掌握信息越多，谣言越少。
因为，当我们郁积了强烈情绪时，必须要为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出口，找到一个解释。如相关信息全面，我们就相信权威的信息;如果相关信息太少，我们就去诉诸谣言。
2.单方面的信息，公众不容易相信。公众的知识层次越高，越排斥单方面的信息。
因为，信息的可靠性源自全面性，这是人类的认知特点，如果只有压倒性的一种信息，公众反而容易怀疑“是不是有人在操纵，而人天生反感操纵”。
张侃说，各级政府应该科学地处理信息。但是，因为历史原因，我们的政府习惯上容易发表“压倒性的一种信息”，在以往或许会引导公众，但现在很容易适得其反，让公众倒向谣言。
3.信息缺乏时，谣言会成为我们决策的基础。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做决策，如果权威信息缺位，那么我们会去诉诸谣言。
譬如，对于“200亿炒楼资金杀入珠三角”的谣言，公众可能会这样决策：它99%是谣言，1%是真的。如果一个市民本来计划一年后买房子，但考虑到这1%的可能性，他就可能会改变计划，提前买。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做，没所谓，但如果很多人都这样做，楼市就会被炒热，而公众这个整体就会成为受害者。
(四)简单化：谣言传播的特点
越来越简单是谣言传播的特点。这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公众本来传播的就是恐慌情绪;第二，集体性暗示令传播者越来越趋向于极端化，大家都在信息上做竞争，为了暗示别人相信自己，传播者会尽可能地传播简洁有力的信息。
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经过研究则发现，谣言必然会产生信息的扭曲。某件事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走样，最后面目全非。奥尔波特认为信息的扭曲会经过以下三个阶段：
1.概括化。传播者将谣言内容压缩到只剩下有价值的若干细节，使谣言变得越来越简单而扼要，许多其他细节就被遗漏了。这是记忆的问题，概括化可以让传播者记住相关的事情。
2.突出。听到谣言的人，由于对其中有些内容比较感兴趣，这些内容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变成传播者时，他就会只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传播。
3.同化。谣言是一个外部来的知识，在接受谣言前，被传播者有自己的知识经验、需要和态度等，他会根据这些主观因素来同化谣言的内容，凡是符合他的主观因素的部分就接受下来，对它进行进一步加工后再传播。
经过了这三个步骤，谣言在每一个具体的传播者身上都发生了扭曲，而公众性谣言都是经过了无数次传播的，其最后的内容与最初的信息会相差十万八千里。
不过，每一个公众性谣言都会有它的最核心信息的。这是集体性暗示的互动结果，那些最简单、最明确、最有据可依的信息不断被肯定，最后就替代了原初信息，成为谣言的核心信息。譬如哈尔滨的地震谣言，地震是最简单、最明确而且是最有据可依(黑龙江省在进行防震工作)的信息，它最后就取代了松花江苯污染和停水数天这两个原初信息，成为谣言的核心信息。
并且，再富有智慧的人，一旦投入到集体性暗示之中，也会变得缺乏辨别能力。勒庞对这一特点进行描述说：
群体的基本特点就是将个人融入一种共同的精神和情感之中，从而模糊个体差异，降低智力水平。每个人都设法追随他身边的人。聚合体通过它的力量将他拉向它的方向，就像潮水将鹅卵石一并卷走一样。卷入其中的人，无论其教育水平或文化水平如何，或者其社会等级如何，结果都一样，“从他们成为群体的一分子那一刻起，博学者和不学无术者一样没有了观察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