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个人生命的重量，而那一边是天下，孰轻孰重，一目了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的一段对话：“哥哥问弟弟，杀死一个小女孩可以拯救世界，可以吗?弟弟犹豫了一下说：不可以!”那些侵犯了个体的生命与尊严的，其整体上的正义常是个谎言。
一边是个人生命的重量，而那一边是天下，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但这种衡量，让我想起王小波提到的一个故事，洪水来了，一个属于集体的电线杆被冲走，一名知青奋不顾身地去救这个电线杆，结果溺死。这引起了大争论，一方说，一个大好青年的生命难道不比一个电线杆重吗，另一方则说，别说是电线杆，就是集体的一根稻草，你都要奋不顾身地去救。
皇帝的秩序，和这根属于集体的电线杆乃至稻草都没什么两样。使用它们的人都在假借一个伟大的名义——为了绝大多数人，但其实，他们都在追求恋尸癖的境界——你们要听我的。之所以打起“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名义，不过是因为这个名义可以更好地向个人施加压力，最后让个人晕掉，主动接受恋尸狂们意志的强加。
在西方的电影中，这种浆糊逻辑常常会被彻底颠覆。美国动作大片《生死狙击》中，男主人公发誓要向他的对手——以一名参议员为核心的集团——发起一场战争，且绝不罢休，“要知道，他们杀死了我的狗哎。”
在这样的电影中，它不仅要考量整体上的正义——为了国家和人民，它更要考量细微之处的正义——是否尊重了个体的生命与尊严。并且，总会发现，那些侵犯了个体的生命与尊严的，其整体上的正义也是一个谎言。
对我而言，电影《英雄》中的整体正义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和平重要，但怎么缔造和平和缔造和平之后做什么更重要。把人杀光可以和平，把所有人的独立意志抹去，而让整个国家都只有一个人的意志也可以保持稳定，但这样的和平也许只有僵尸才能接受。
同样是缔造和平，我对秦始皇和晋武帝就毫不感冒，而对刘邦与李世民就相当尊敬。刘邦与李世民尽管在缔造和平的过程有过许多瑕疵，但他们称不上是恋尸狂，他们相当地尊敬自由意志，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空间，才有了汉唐的雄风傲骨。
晋武帝司马炎在统一国家后，立马干了一件大事，禁止全国婚娶一年，好让他选妃，最后他选了上万妃子。这件事真的很有象征意义，原来统一国家所带来的权力是可以让皇帝一个人彻底为所欲为，而这种彻底的为所欲为的另一面，就是其他人要沦为没有个人意志的僵尸。
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司马家的帝国和秦始皇类似，基本上是二世而终，而继承司马炎帝位的，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白痴的一个皇帝，或者说，是一个真正的僵尸。
不管怎样说，僵尸都是一个传说，不管恋尸狂们如何梦寐以求，它绝对不会实现。毕竟，意志被强加后会头疼，最彻底时会想死。死了后，自由意志是没有了，但行动能力也没有了。上帝没有给恋尸狂们这种机会，可以真的去指挥没有独立意志而有行动能力的僵尸。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就需要像《谍影重重》的主角杰森•伯恩一样觉醒，努力找回正在失去的自己，并且，要有很清晰的意识，不被任何美化顺从的玩意欺骗甚至诱惑。
美国政治学家埃里克•霍弗在他的巨著《狂热分子》中说的很好：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可鄙的，他就会狂热地去攀附一些宏大的东西，那样就可以不去面对自己可鄙的自我了。
但是，这可鄙的自我，在宏大的洪流中似乎可以一瞬间消失，人们可以团结在一起，和谐美妙地相处。最好是永远处于这种洪流中，最好不要过日子，一旦要过日子，一切就会变得艰难起来，甚至连配偶和孩子都不接受自己。
相比起我们，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同为东方文化的国度，已有不同。譬如日本一部影片《大盗石川五右卫门》，堪称是日本的《英雄》，也是两个忍者杀手和“皇帝”们的故事。这两个杀手经过几次犹豫后，最终石川五右卫门还是杀死了盗取天下的丰臣秀吉，但这个过程中，他也曾如《英雄》中的杀手一样，想将自己的生命祭奠给天下。
最终他没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发现“皇帝们”不过是在盗取天下，二是他有爱情。《英雄》中也有爱情，但却是“相爱容易相处难”的爱情，更准确来说，是两个有着可鄙自我的人的爱情。
相比起天下来，爱情是更伟大，因为爱情难以被什么名义欺骗，尤其是，爱情中没有恋尸癖的空间，如果一方是恋尸狂，另一方最多只能偶尔扮演僵尸，没有谁真正能在爱情中一而贯之地扮演僵尸。
比爱情更伟大的，是过日子。或者说，一开始的爱情很容易是幻想，而过日子中的爱情才是真实的，有两个可鄙自我的人，可以有梦幻般的爱情，但却无法拥有过日子的爱情。
其实，要想拥有过日子的爱情很简单，办法是，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尊重对方的自由意志。
